（宗教和科學的角力）
1770年，在倫敦的泰伯恩絞刑場（Tyburn），犯人Thomas Dunk被問吊；死後遺體按律交予醫生，進行解剖研究。
Dunk 的屍體被拿下絞台那一刻，暴亂就開始了。數十個由死者親友和貧民組成的群眾，拿著簡陋的武器，喊著混亂的口號，如狼似虎的撲將過來，企圖從醫生手中奪回屍體。
而醫生們也非省油的燈，早就僱用了一班專業的「屍體代理及交易員」在台下凝神戒備，防止別人來搶奪。加上在場維持的警察和士兵，以及圍觀絞刑的平民百姓，千百人在絞台之下激戰起來，追捕、撕咬、擲石、放火，打得血肉橫飛，一塌糊塗。
然而，「搶屍團隊」的計劃非常慎密，像職業特工隊般分工有序。孔武有力的愛爾蘭人和水手，負責正面攻擊醫生和警察，將他們毆得頭破血流；從前跟Dunk一起犯案的機靈同伴，則在群眾中鬧事叫囂、煽風點火，製造騷亂；而死者的親人趁著混亂，迅速把屍體裝上車子，馬不停蹄的逃往格雷旅館徑（Gray’s Inn Lane）下葬。
埋葬之前，他們先把Dunk的手和腳折斷，再在身上灑上酸性液體，加速腐爛。萬一屍體之後被醫生挖掘出來，亦腐爛得不適宜進行解剖研究。
原來，在那個年代的倫敦，「劫法場」情景屢見不鮮；可是它跟我們在《水滸傳》裡讀到的「梁山泊好漢劫法場」勇救宋江不一樣，劫的並非活生生的犯人，而是已經被絞死的屍體，為的是防止被醫生們切割解剖。
根據英國法院於1752年頒下的法令「The Murder Act」，在死刑內加入兩個條款：（1）遺體交由醫生進行解剖研究，（2）不准正式下葬。一則加重刑罰的阻嚇性，叫人作奸犯科之前要想清楚；二則增加能被「合法解剖」的屍體數量，支持醫學的發展。
18世紀初，歐洲科學萌芽，外科手術發展蓬勃，知識份子對人體的構造理解追求若渴，但可供解剖的屍體有限，遠遠不足以滿足求知慾。這個法令條款，對解剖學家和醫生來說，當然是好消息；可對於低下階層的農民和窮人，卻是不能接受的噩夢。「殺人要償命」，他們可以理解；然而在抵命贖罪之後，有尊嚴地保留全屍、並以基督教方式下葬，是每個人心底的渴望。
那時候，被判死刑的大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低下階層。他們深信遭受解剖後，靈魂將會不能安息，永久在地獄受苦，在審判日無法復活。另一方面，屍身被「殘忍、卑鄙、嗜血而無恥的醫生們」肢解切割、心肝脾肺被逐一摘下展示觀眾，是對自己和家人極大的侮辱；只有在中世紀傳說裡吸血殭屍，才該落得被木樁釘穿心臟的下場。
所以，窮人們不惜觸犯法律，在絞台下公開搶奪親友遺體、甚至殺人傷人，也不願意屍體落入醫生的手中；醫生比劊子手，更要可恨可怕千百倍。
曾任國會議員的William Cobbett（1763-1835年），大力批評「死囚解剖」：「他們說解剖對於科學的發展不可或缺。科學？科學對窮人有什麼好處？如果科學家們覺得重要，那就去解剖富人的屍體吧，反正只有富人才會受惠於科學。」
這個令人咬牙切齒的解剖懲罰，終於隨著19世紀初死刑減少、以及頒佈「The Anatomy Act」法令而逐漸結束。
究竟，殺人應否償命、而死囚應否被解剖？劫法場是否合情、暴亂破壞是否合理？在那個年代的倫敦，似乎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見解。不過歷史證明，這些認真而詳細的死囚解剖，對於現代醫學和外科手術的發展確實貢獻良多，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。
解剖歷史上的巨人，像Malpighi、Valsalva、Morgagni、Versalius，誰不是靠著死囚的屍體，研究出無數人體的奧秘、解構了一個又一個致命疾病的道理？我們今天不論貧富，都能受益於外科手術的發展和成功，除了要感謝他們的鍥而不捨外，也別忘了要記念那些被他們用來研究的屍體們！
